数字人民币要“生息”了？从M0到M1一场颠覆你钱
9月13日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穆所长在外滩大会闭门会上发表《数字人民币理论与实践》演讲，提出对数字人民币改革升级的最新思考。演讲之后，金融行业从业者、尤其是在关注数字货币很久的研究者们，心中都感觉空气中都有一些蠢蠢欲动的“改变”，大家也开始重新思考：数字人民币会有“新定位”吗？
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可能的“新定位”：如果把数字人民币和“给利息”联系起来，那会是什么形态？当数字人民币迎来升级，大家热议的“
”的变化：数字人民币“M0定位（没有利息）”升级成“可以给利息”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必要性？
“双层运营架构”的历史必然性：为何说货币本质上是政治现象？国家信用与私人信用的斗争与融合。
两种稳定币叙事：为何“美元稳定币进入国内”和“人民币稳定币出海”都不太成立？
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之路：人民币自身的出海是前提，而非依赖“人民币稳定币”这一工具
数字人民币新定位：核心是从不生息的M0（流通中现金）转向生息的M1（活期存款）。这是解决当前推广困境的根本性举措。
对银行：推广数字人民币是“有成本付出，但是没有收益”的纯义务，缺乏动力。
对跨境：M0是“现钞”，在国际结算中效率和接受度低于“现汇”（银行账户资金），可能导致数字货币桥（m-Bridge）等项目难以规模化。
对银行：数字人民币变为银行的资金来源（存款），可以用于放贷产生收益，从而覆盖运营成本并激发推广积极性。
货币的本质：货币一直是一个政治现象，其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支撑。任何脱离主权信用的“私铸货币”（包括部分稳定币）都难以成气候。
跨境使用也必将被纳入各国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，其“自由”优势将大打折扣。
区块链的角色：区块链是一种可选技术，而非“政治正确”。在国内中心化、高效率的金融体系下并非必需，其真正的应用场景在于信任体系不同的跨境支付。
自试点以来，数字人民币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探索最深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。它覆盖了超过一千万个使用场景，几乎囊括了所有可以想见的支付环境。从支付本身的准确性、快捷性和方便性来看，其效果不亚于主流的第三方支付，在某些场景下甚至在速度、安全性和效果上更优。此外，在智能合约应用和以m-Bridge为代表的跨境支付探索上，也走在了世界前列，取得了诸多成功。
然而，巨大的成绩背后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日益凸显：市场的主动性不足。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企业，主动使用和持有数字人民币的意愿都相对欠缺。对于商业银行而言，推广数字人民币更像是一项“有成本付出，但是没有收益”的义务。银行需要搭建和维护系统、维护数字钱包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，但发行数字人民币却可能减少自身存款，而无法带来直接收益。这种激励机制的缺失，导致商业银行的推广积极性同样不足。尽管试点时间长、范围广，但距离正式发行的阶段似乎仍有距离。
追根溯源，这些问题的核心症结，与数字人民币最初的定位—M0（流通中的现金）—密切相关。
首先，对于用户和企业而言，M0意味着它不产生利息。穆长春所长在演讲中也提到一个关键点：“老百姓手握不生息资产会失去货币的时间价值。” 对个人而言，少量资金或许无所谓，但对企业来说，货币不仅是支付手段，更是财务管理的工具，效益至关重要。持有不生息的数字人民币，远不如将其转为银行存款来得划算，这直接导致了持有意愿的低下。
其次，对于商业银行，M0定位使其无法成为银行的资金来源。这笔钱只是流过银行的通道，银行无法利用它进行放贷等信用创造活动，自然也就没有收益来覆盖其运营成本和弥补存款流失的损失。
最后，在跨境结算中，M0的局限性更为突出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，“现钞”（Cash）和“现汇”（Remittance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人民币现钞拿到境外银行，是无法直接产生利息的，必须想办法换成银行账户上的“现汇”才具有金融价值。因此，银行在外汇买卖中会报出不同的“现钞价”和“现汇价”。如果跨境支付大量走的是M0属性的数字人民币，可能是不受欢迎的，因为它牵涉到效益和后续的兑换问题。这或许也是m-Bridge项目“一笔一笔走得通，但走不起来”的技术根源之一。
面对这些困境，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呼之欲出：将数字人民币的定位从M0走向M1（活期存款）。穆所长演讲中“让持有人不损失时间价值”和“提高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派息能力”的提法，正是这一转变的明确信号。
从M0到M1，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数字人民币将开始“生息”。这意味着，用户数字人民币钱包里的钱，将像银行存款一样产生利息。对于商业银行，这一转变更是颠覆性的。当数字人民币成为M1，它就构成了银行的负债，即储户的存款。这笔资金成为了银行的资金来源，可以用于发放贷款，从而创造收入。这笔收入不仅可以覆盖运营成本，还能为银行带来利润，从根本上调动了其推广数字人民币的积极性。
届时，用户的银行账户体系下可能会出现三类子账户：定期账户、活期储蓄账户和数字人民币账户。它们都生息，但利率可能有所不同，分别对应不同的流动性和支付便利性。对银行而言，监管机构也可能在存款准备金、流动性比例等方面对这三类存款作出差异化要求，形成新的管理平衡。这一转变，将重塑用户、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的利益格局，形成一个大家都有好处、都愿意推进的良性循环。
数字人民币从诞生之初就确立了“双层运营架构”，即央行发行给商业银行，再由商业银行面向公众。这一选择并非偶然，而是深植于货币发展的历史规律。穆所长在演讲中回顾货币演进史，指出其伴随着“官铸钱”和“私铸钱”的斗争。这背后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理：货币一直是一个政治现象。
纵观历史，一个物品能成为货币，基本上是由政治权力决定的。私人机构想要自行发行货币，若无政权授权，基本不成气候。比特币以来的加密货币浪潮，本质上是一些私人机构希望挑战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，但这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可能成功。货币体系的稳定，最终依赖于其背后的管理体系和政权信用。技术的先进与否，并不能决定其能否成为主导货币。
因此，数字人民币选择双层运营架构，是遵循了数百年来央行体制的成功经验。央行负责最终的货币发行和管理，维持币值的统一与稳定；商业银行则发挥其市场化优势，面向市场提供服务。这既保证了国家信用的核心地位，又调动了市场力量的积极性，是化解“法定货币”与“私人货币”矛盾的最佳路径。
随着数字人民币M1定位的明确，其与“代币化存款”（Tokenized Deposit）基本可以划上等号。而关于稳定币的讨论，也进入了一个更加冷静和现实的阶段。
首先必须明确，稳定币只是一个在特定货币体系下的支付工具，不是货币本身，其价值完全锚定于背后的法定货币。因此，“只要法定货币使用方便的地方，就没有必要用稳定币”。在国内高效便捷的支付体系下，稳定币几乎没有应用场景。
而对于跨境支付，曾有两种主流叙事：一是允许美元稳定币在国内流通，二是中国发行自己的人民币稳定币走向世界。如今看来，这两种叙事都已不成立。允许美元稳定币在国内流通，无异于允许“假币”在国内流通，会严重扰乱本国的货币管理和经济秩序，这是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主权国家都绝不会允许的。而对于发行人民币稳定币，其前提是人民币本身可以自由、便捷地出海。如果人民币本身的出海通道不畅，一个锚定它的“稳定币”也毫无用处。
因此，真正的路径并非另起炉灶去发展一个“人民币稳定币”，而是将数字人民币本身的功能向跨境延伸，让它在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框架下，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。这需要解决人民币本身出海的问题，而非仅仅依赖一个技术工具。归根结底，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，是由其背后国家的综合实力、经济基础和“枪炮”决定的，而非某一项技术。我们最终要搞清楚，持有美元稳定币，面对的是发行机构的信用；而持有数字人民币，面对的是中国央行的国家信用。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