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学是“历史的有力的杠杆”
马克思指出，“各种自然力和科学——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，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”。在恩格斯看来，马克思“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，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”。回顾历史，人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进程，就是一部科技创新和进步的历史。
马克思指出，“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”。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，推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；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电力得到广泛应用，推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；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送入信息时代。科学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，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，“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”，“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”。
科学技术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现自然规律，并将之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。生产工具革新推动生产方式变革，并深刻改变生产关系，“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，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”。作为人类实践能力的标识，生产力水平高低反映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，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共同推动着社会发展。
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力量，也构成国家强盛、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展开的背景下，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历史条件下，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。正如习在全国科技大会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、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的，“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，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。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”。
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，其自身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革命趋势。
科学进步是知识积累达到临界点后的必然结果，是非线性的加速过程。恩格斯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中指出，“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，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，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”。他在《自然辩证法》导言部分进一步指出，“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，这种发展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”。
科技革命既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，其自身也深受生产关系的影响。中世纪科学受宗教权威压制，进展缓慢；文艺复兴后，科学摆脱了宗教桎梏，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，尤其是近代取得重大突破。哥白尼革命、牛顿力学等开创性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，形成“知识复利效应”，已有成果成为新研究的工具（如微积分促进物理学发展）。恩格斯所处的时代，见证了能量守恒定律、电磁学、进化论等重大发现，科学在19世纪呈现出革命性发展态势。
由此可见，科技进步是社会条件与历史积累双重驱动的产物。在《资本论》中，马克思指出，“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，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，以提高劳动生产力”。技术条件、社会条件、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逻辑关联，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，极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。
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，当今时代的科技进步更加显示出几何级数发展的态势。诸如超级计算机、人工智能等新工具，极大提升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效率，形成“科学—技术—科学”的正反馈循环，使21世纪成为一个“压缩的世纪”。科学技术发展的“平方关系”和“几何级数”的发展逻辑，成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背景和前提条件。
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以科技创新为起点，是推动生产力发生质态跃升的过程。回溯历史，每当颠覆性科技突破催生新产业变革之时，生产力即将发生突变式的跃进，形成新质态。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、重塑全球经济结构。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，必须依靠科技创新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，除了依靠科技革命的历史积累，还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关系。进入新时代，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成就显著，5G、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等领域全球领先。在此背景下，更加需要优化体制机制，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，加快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“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，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”，把“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”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。面向未来，必须更加充分认识和牢牢把握科技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、先导性和战略性作用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历史机遇，通过深化经济体制、科技体制等方面改革，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，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。
（作者：孙珠峰，系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）
